安徽优乐亿新品来袭，多种口味，多种选择，直击终端！
若更严格一些，同位保留可进一步限缩为制定主体保留，即剥夺某种利益的规范制定主体应与形成该利益的规范制定主体相同。
构建国家荣誉制度的主要意图在于实现整合，即从历史中抽象出某种价值用以指导个体与共同体的未来行动，其对象未必是在世者，也未必是某种具体行为，更可能是由行为建构出的具有某种客观性的价值。戴鑫韬、陆宁：《国家荣誉制度比较研究》，载《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等。
31例如，美国通过《美国法典》《反窃取英雄荣誉法》等法律对荣誉制度进行了建构。其次，国家荣誉制度划定具体领域，安置符合公民形象的荣誉个体。49国家荣誉制度据此设置了诉诸共识决策50的价值协商机制：第一，《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第五条和第六条表明，一方面，国家荣誉的提名需要听取来自各方面的建议，这里的各方面包括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普通公民。宪法整合意味着要具备在不消除多样性的前提下统一集体行动的条件，主要指向一个政体中的成员如何理解与感知到宪法试图表达的价值意涵。为了保证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公民形象的可信度和示范性，国家荣誉制度须根据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构建相应的评选机制。
具体而言，国家是一种持续更新或再造的精神现实，于个体与个体的意向性关联之中被建构出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对理想共同体生活的描述，是国家荣誉制度的目的所指。违法行为与处罚措施是一个完整规范的两个部分，处罚措施属于规范的法律后果，而应受惩戒的违法行为则属于法规范的构成要件。
若没有得到确认，则这些利益应被称为法规范外的利益。如《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第30条规定：对违反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的失信主体，行政机关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就相关联的事项可以采取以下惩戒措施：……（五）在日常监管中，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增加监管频次，加强现场检查……在一般情况下，接受行政机关监管检查是所有相对人的法律义务，法律并未赋予相对人免予检查的利益。所以，法规范上的利益体现了法规范对社会价值的调整，是规范所分配、确认或创造的利益。虽然这种关系最合适的判断主体应为处罚的创设机关，但在社会治理日趋复杂的现代社会，由创设措施的主体垄断规定措施适用的条件恐怕并不具有实质正当性。
[38]参见蒋清华：基本权利宪法保留的规范与价值，《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3期，第60-63页。[11] 按照所剥夺利益的不同，处罚措施可以分为多种类别。
参见王锴，见前注[37]，第80页。[19]我国《宪法》第45条即规定公民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举例来说，行政许可若由法律创设，则该许可为法律上的利益，如前文所说机动车驾驶证、餐饮服务许可证等。但在同位保留原则之下，它可能构成对其它设定权，特别是措施选用权的限制。
若由地方性法规所创设，则应为地方性法规上的利益，如户外广告设置许可等。[33]参见沈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法治之道，《中国法学》2019年第5期，第42-43页。[36]当然，宪法未规定限制基本权利的方式不意味着基本权利不受限制，但至少此项基本权利不受法律的限制。其中，措施创设权由产生利益的同位规范行使乃是同位保留的本来意义，而要求措施选用权也由同位规范行使则是同位保留原则的延伸。
规范外利益之所以没有被法规范所肯定，是因为在当前阶段，还没有必要对其加以特殊的保护和关注，或者说，将其变为一种规范上的利益也许会带来更大的社会成本。因此，同位保留原则虽然尚未被宪法或法律确认，但基于对法规范体系整体的理解，该原则是始终存在的。
虽然在行政法领域中，失信惩戒与行政处罚的关系还有较大争议，但此二者归根结底都是对相对人不利的措施。王建学：论地方团体法人的基本权利能力，《政法论坛》2011年第5期，第102页。
（四）在财政性资金补助、项目支持中，作相应限制。另一方面，同位保留原则有利于增加处罚的灵活性。（三）措施程度设定权 措施的程度设定权需要与措施的创设权或选用权相结合，主要出现在可以用时间、金钱等衡量的处罚的设定中，如限制人身自由（天数）、罚款（金额）、限制从业（年限）等。这只关注了多层次规范保留中的一个层面，从而给实践带来困惑。故而，在行政处罚中区分被剥夺之利益的核心与非核心部分仍然是必要的，它们会影响行政处罚措施设定权的配置。本质内容保障是一种针对基本权利的限制的限制。
而若要通过某种处罚剥夺该利益，则规范表达应为某主体不得或禁止享有该利益。需明确的是，与处罚措施设定权密切相关的另一种权力是违法行为设定权，即对处罚措施所适用的情景（应受处罚的行为）的设定权。
第一，措施创设，即前述增加工具箱中的工具。此处主要想说明的是，处罚的创设只能针对单种利益，而不应针对一类利益。
该《条例》赋予市场主体拒绝监管部门重复检查的权利，事实上将原先法规范外的利益变成了一种规范上的利益。[8]然而，法律保留原则作为行政法部门刚兴起时就存在的原则，其覆盖范围相当有限。
同位保留的理念在我国行政法学领域的讨论中已被部分学者提及。但若剥夺规范是形成规范的下位规范，则两者之间不存在特别法和一般法的关系，剥夺规范将构成对形成规范的抵触。针对一类利益的处罚规定仅应被视为一种抽象概括，而非措施创设。创设利益的规范是按照一定的立法或制规程序制定的，那么要剥夺基于该程序所创设的利益，则需要与之程序对等或者在程序上更加严格的立法。
如杨解君教授指出： 公民、组织的基本权利和其他法定权利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要对其予以限制也必须通过与之相对主应的宪法和法律，而不能由低于宪法和法律的规范性文件来作出限制。《行政处罚法》则应允许不同法源文件设定剥夺其自身所创设利益的处罚措施，并且，处罚措施的种类亦不应限于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若下位法规范与上位法规范构成要件一致，但却规定了不同的法律后果，则该下位法规范事实上抵触了上位法。从这个角度看，给付又是一种法规范上的利益。
规章选用罚款、通报批评等影响宪法上的利益的措施应得到来自《宪法》的直接授权。而若给付利益已经超越了生存的必要条件范围，那么这超越的部分就属于规范上的利益。
[49]本文观点与重要性理论的区别在于，本文主张绝对保留利益核心部分的规范是形成利益的规范，而非必然是法律。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62页。假如将这种行为理解为行政处罚，规范性文件的设定就一定不合法吗？ 此外，实践中存在许多上位法设定的利益被下位法剥夺的情况。自由作为一种宪法上的利益，只能由宪法规定剥夺措施，或由宪法授权下位法立法来剥夺。
在工作单位内通报批评不影响当事人名誉权的核心，但若在公共媒体上向全社会通报则会构成对名誉权核心的影响。具体来说，措施创设权须由形成作为处罚对象之利益的规范或其同位规范保留，也即剥夺宪法上的利益的措施由宪法保留，剥夺法规范上的利益的措施由相应层级的规范保留，剥夺法规范外的利益的措施无须保留。
当然，在同位保留原则之下，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宜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目前《宪法》第51条的笼统规定不能作为各类法源文件剥夺或限制基本权利的直接依据。
若我们承认由某个层级的规范性文件创设的处罚原则上还是应当由与其同级的规范来选用，那么当这种选用权被下放时，获得授权的主体应在权限上有所限制：其要么不具有行使权力的全部自由，要么不能行使授权主体全部的权力。[44]相比于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更具有创新性，也更符合地方实际，由这些下位规范行使处罚设定的相关权力是功能适当原则的必然要求，[45]同时也是行政效能原则的必然要求。